北京大兴灭门案，一家六口在家中被害!(5)

     以上仅是概念上的空谈，之我在整个案件里是怎样演绎的呢？这才是弄清问题的关键。罪犯所谓——父母给的压力太大，父母从小就管教严厉，他怎么做父母都看不顺眼，父亲脾气暴躁，经常动手打人，母亲好唠叨，一进家门面对他们，李磊就感到特别烦闷压抑，总是不愿回家。显见，罪犯抑郁由来已久。作为反抗，罪犯在17岁离家出走一年余，在此期间与比其大三岁的美发店河南籍女子王美玲相识相爱。据罪犯交代，其下弑亲决心过程是这样的——“当时正赶上做抵押经纪手头紧，朋友能借给我钱，家里却不支持我，反而唠叨没完，管我的事，我更反感他们。心里压抑的时候，心情肯定不好，但我从来没有因这事悲观绝望，也没有影响我的买卖，我不会选择自杀，我那段时间也没想杀他们，我决定离家出走，再也不回去了。案发前20天吧，我就曾找过一个朋友，让他跟我去南方考察餐饮市场，偏偏案发前一天，我父亲叫我开车带他们参加表叔的婚礼，对我唤来唤去，还是那个态度，我不愿做也没办法。加上媳妇又跟我要钱趸安利，一下烦了，我就决定杀了他们。”于此，所谓“我决定离家出走”即是其之我灰暗的表征。而所谓“对我唤来唤去，还是那个态度，我不愿做也没办法”，则是其父对罪犯之我的蔑视。《导论》指出：‘之我唯一’如果动摇了，或者过分‘唯一’之我——唯我独尊，人的精神便会出现障碍和麻烦,严重的以致切断之我与思维联系，任由疯癫或逆施行为发生，在道德层面表现为决绝、绝情、残酷、变态及六亲不认等。这些叛逆，实则也是之我活的意志使然，是之我回应‘唯一动摇’的挣扎。即便如此，对于罪犯的作为还是难以读透，因为符合以上所谓之我状态情况的人与事比比皆是，怎么人家就没怎么的呢？前面有这样一段话——虽然李磊说命案“因长期家庭积怨”，但朋友不信。他们说，即便是真有其他原因，“有些话他可能不会说了”。那么，这“不会说了”究竟是什么难言之隐呢？

     注意——朋友们说……李磊有时双手拄着桌子，双手抵头达两个小时，一句话也不说。“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”朋友说，他虽然不爱说话，但是那种让人一见就害怕的人，“眼神就会让人害怕”。“他能花钱”一位朋友说，李磊爱抽烟、喝茶、吃肉，也喜欢旅游。没钱时抽5块钱一包的烟，有钱后抽好烟，每天抽两包。李磊在三亚被抓后，从看守所到机场20分钟的车程，李磊向民警要了4根抽。他说没烟抽,很难熬……综合罪犯之我精神其它表现，可以断定罪犯长期沉沦于幻想或白日梦当中，以此来消化之我阴晦所带来的消极与困扰，这也是其沉默寡言播下的苦果；最初，恐怕与其幼年母爱父爱缺失存在些许关联。《导论》指出，为摆脱抑郁，疯狂飙车刺激之我，幻想飞到另一个世界，则想让动荡之我永久安宁，自杀企图隐现。飙车动作多了，之我哪次若与思维短路，任由“不知不觉”继续下去，悲剧便会发生……至于罪犯烟瘾大，根据催眠常识，吸烟呼吸运气能够助人容易进入半催眠状态，幻想或白日梦进行起来就更加顺畅些。

     本案发生的时间节点很值得玩味——所谓：一家人刚从北京天宫院搬到清澄名苑。由于原居住地拆迁，李磊一家获得了600万元拆迁补偿……李磊说：“具体的拆迁补偿数额我不知道，家里人不跟我说。”李父说，之所以买这么多房子，是出于对李磊的不信任，出发点也是为儿子的长远打算。他生前曾跟邻居说起：“李磊这孩子不好好过日子，多要房子不留钱就是怕孩子乱花，把钱糟了。”话说，在罪犯生意需要钱的时候，其父没有帮助并屡屡数落，其之我晦暗且备受藐视，而罪犯化解的最常用办法之一依然是所谓“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”——幻想或白日梦，与往常不同的是，这回罪犯竟将“我就决定杀了他们”变成了事实。在其之我濒于坍塌的情况下，罪犯在杀人后继续其“白日梦”，与其朋友继续踏上毫无意义的考察之旅。那么，罪犯杀人后为何这般从容呢？这是因为罪犯企望把这个白日梦一直做下去，在这个“梦”里，之我也发挥了作用——《导论》里指出：绝大多数人、绝大多数时候，记忆或回忆出来的，往往大多是愉快事、愉快人，之我需要并寻求安逸，不愉快的过往在之我作用之下，记忆闸门往往会闭合……直至罪犯被抓，围绕这个案件的“梦”才草草收场。因为是“梦”，所以罪犯不可能讲，也无法表述出来，说出来了也没人相信。这，恐怕就是所谓的难言之隐罢！令其父母没想到的是，自从把罪犯交给其祖父母养育的那刻起，这颗罪恶的种子就已经落下了。另外，在其年少离家出走时经历和遇见了什么，受到了怎样的惊吓和刺激，其是否杀过人或目睹杀人，以及打架斗殴其脑部受伤后遗症与否，这些也都是答案谜底的参考元素。